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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徐志摩离婚后,她迎来开挂大女主人生

    

一个生于旧中国却没有裹小脚的和徐后迎女孩,一个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志摩主人坚强女性,一个出色的离婚器语企业家,一个极富责任感又爱学习的开挂人。

1983年,大女华人女子张邦梅在哈佛大学学习“中国史概论”的和徐后迎课程时,惊讶地发现,志摩主人课文中出现了几位自家长辈的离婚名字,被载入史册的开挂张家人,除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过贡献的大女、她的和徐后迎二爷爷张君劢和四爷爷张嘉璈,还有一位女性张幼仪。志摩主人在书中,离婚张幼仪被形容为“与诗人徐志摩完成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的开挂女性”。

这个名字,大女让张邦梅想起了记忆里那张熟悉的面孔。1974年,张邦梅到纽约的四姑婆家做客时,注意到了角落里坐着一位戴着大眼镜的老奶奶,这位老人“仪态端庄,没有架子”,让她倍感亲切。后来她得知,老奶奶就是刚来到美国定居的二姑婆张幼仪。此后,张幼仪不时会到张邦梅家中探访,她每次都带来最新的食谱,跟他们一起做饭,一起享用美食。张邦梅无法想象,这个和蔼可亲的二姑婆,在史书中却是一位敢为人先的豪杰。

于是,等到下一次张幼仪来到张邦梅家时,张邦梅就开始央求她多讲讲自己的故事。此后多年,张邦梅多次和张幼仪聊天,并一直记录着这位传奇女性的故事。在这个过程中,她看到了这位女性既传统、又现代的独特经历。1986年,张邦梅前往上海寻亲访友,想看看张幼仪曾经的生活习惯。在记录张幼仪生涯的过程中,她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带入了故事中,她感到,这位不一般的器语“二姑婆”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,都在深深影响着她。

1996年,张邦梅撰写的张幼仪传记《小脚与西服:一种回忆》在美国出版,很快被翻译为中文出版。2023年8月,这本传记改名为《安之如仪:张幼仪回忆录》再度在中国大陆出版。借着这本书,人们又回忆起了那个没有太多机会站在高光中的张幼仪,以及她完全独立于前夫徐志摩的精彩人生。

张幼仪身穿黑色旗袍于上海拍下这张肖像(约1937年),时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。图/《安之如仪:张幼仪回忆录》,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

张幼仪身穿黑色旗袍于上海拍下这张肖像(约1937年),时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。图/《安之如仪:张幼仪回忆录》,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

被动离婚的“诗人前妻”

提到张幼仪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电视剧《人间四月天》里,演员刘若英所饰演的那位端庄、保守的“诗人前妻”。剧中的张幼仪经历了巨大的转变,离婚前,她事事顺从父母和夫家,离婚后,她迅速蜕变为企业家、银行经理,事业大踏步前进,和徐志摩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,还尽到了抚养儿子和赡养父母的责任。看起来,这个角色拿到了“大女主”一般的剧本,但实际上,这些经历并非戏剧虚构,都是完全真实的。历史上的张幼仪的确经历过这样的蜕变。导致这场蜕变的,正是她和诗人徐志摩的这一场石破天惊的离婚案。

事情要从1922年说起。那一年,在德国柏林,年仅22岁的张幼仪在几乎没人陪伴的情况下,生下了二儿子。刚刚生产完毕,丈夫徐志摩就带着离婚文件出现。在张幼仪怀孕生产期间,他只托人给张幼仪带过一张字条,其中提到:“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,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,其先自作榜样,勇决智断,彼此尊重人格,自由离婚,止绝苦痛,始兆幸福,皆在此矣。”徐志摩的意思是,希望两人为了社会理想勇敢起来,创造自由离婚的历史。见到前来要求离婚的徐志摩时,张幼仪还处于产后的虚弱不堪之中,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在文件上签字。

离婚前,徐志摩一直在表达对这场包办婚姻的厌恶,他甚至形容张幼仪是“土包子”,不符合他心中现代女性的形象。可这段婚姻也不是张幼仪能够选择的。1915年的浙江,年仅15岁的宝山姑娘张幼仪由家人做主,嫁给了海宁硖石地区的富家独生子徐志摩。促成这段婚姻的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,他在杭州做浙江都督秘书时,在学堂中一眼挑中了徐志摩的作文卷子,觉得他才情不凡。于是,张嘉璈开始打听徐家家境,发现两家门当户对,就立刻提议结亲,徐志摩的父亲欣然同意。

当时,民国已经建立,但五四运动尚未发生,虽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和松动,绝大多数人还是被传统道德束缚,践行“门当户对”,哪怕是富足、有文化底蕴的张家也不例外。张幼仪家中的兄弟,大多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,张君劢、张嘉璈都有海外留学经历,但张家的姐妹们却得不到父母的教育支持,他们一心只想让女孩们“嫁个好人家”。而一直被灌输传统观念的张幼仪本人,大脑中也没有“离婚”这个现代概念。因此,即使徐志摩很快就流露出对她的不耐烦,她依然在徐家过着伺候公婆、生养孩子的日子,从来没有想过反抗。

1918年,张幼仪生下了徐志摩的第一个儿子,完成了“传宗接代”的任务,也因此,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徐志摩得到了父母同意,前往美国留学,后来又前往英国学习。五四运动很快爆发,新思想燃遍全国,海外留学生的圈子更是新思想诞生的阵地,徐志摩当时已经以才华闻名,在追求自由的事情上更是不落人后。正如胡适所言,徐志摩一生单纯的信仰就是爱、美和自由。从那时起,他写回国内的信件中透露的忧郁情绪,开始令家人不安,于是,全家决定派张幼仪前往英国,看看徐志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

与徐志摩在英国团聚后,张幼仪已经猜出对方想要离婚,她才想起,徐志摩曾对她提过,他的烦恼根源在于旧制度对人的束缚,也立志要做第一批离婚的中国人。此时,张幼仪担心的并不是被离婚,而是可能会被“抛弃”的自己。这个想法,其实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面对婚姻问题的真实感受。在徐志摩的前辈学人中,留过学的胡适、鲁迅都有被包办的妻子,但他们也没有作出离婚的选择。因为他们大都考虑到,在旧道德中,女子被离婚会遭遇“不贞洁”等指责,也会失去经济来源,如果他们率先离婚,虽然可以赢得先进名声,但在实际生活中,真正倒霉的可能是并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女方。

但徐志摩不是胡适和鲁迅,他从小生活富足,一直有人照顾,生活中没吃过苦,对自由的追求也更加自我、理想化。去北大后,他对爱、美和自由的渴望更加强烈,他想象中的妻子应该是才貌俱佳,能够与他琴瑟和鸣的人,不是张幼仪这样一个态度保守的女性。此时,在中国已经有了离婚的相关法律,《大清民律草案》已经规定,男子不满30岁,女子不满25岁,自愿离婚者,只要经过父母同意即可生效,民国的法律则沿用了大清的这一规定。不过,除了顾维钧这样的人物,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选择和父母抗争,进行离婚。

徐志摩决心与封建传统反抗到底。但这背后的代价首先由张幼仪背负了。1921年,张幼仪在英国怀上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,早就想离婚的徐志摩却冷酷地劝她打掉孩子,还开始跑到欧洲各地游历,不再回家。张幼仪开始感到害怕,害怕自己惨遭“抛弃”后的命运会像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传统女性一样悲惨。她写信求助在巴黎读书的二哥张君劢,张君劢劝她不要打胎,称自己可以帮忙养孩子,才让张幼仪安心下来。

比起胡适的妻子江东秀和鲁迅的妻子朱安,张幼仪不但是当时为数不多离婚的中国女人,还是在国外怀孕期间“被离婚”,这个遭遇可谓困难重重。但幸运的是,她也并不是完全的旧式女子,离婚则彻底触发了她体内的现代因子。小时候,她在二哥张君劢的帮助下反抗过裹脚,也自己争取去读中学,前往欧洲后更是见了不少世面。徐志摩“失踪”后,张幼仪开始跟随在欧洲访学的二哥,辗转巴黎、柏林等地生活,在这个过程中,张幼仪的性格起了变化,她第一次没有理会徐志摩的意见,决定把二儿子生下来。

同时,张家优渥的条件,兄弟姐妹们的开明和体贴,也让张幼仪有了“打胎”之外的选择。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当时是个单身汉,没办法照顾怀孕的张幼仪,在他的帮助下,张幼仪开始与一对学者夫妇在乡下合住,开始了她自力更生的生活,也是在这对夫妇的影响下,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。后来,张幼仪在欧洲留学的七弟张景秋陪她一起到柏林生活。在张幼仪怀孕期间,张景秋承担家务,照顾她,给了她强大的支持。

晚年的张幼仪回忆,从她独自前往巴黎寻找二哥那时起,少人帮助的苦难,徐志摩的冷酷态度,逼得她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。而离婚,也似乎从别人的需求,慢慢变成了她自己诉求的一部分。在外人看来,她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离婚,是被徐志摩逼到绝境,但也可以说,这一次她没有听父母的话,作为一个独立的人,作出了离婚的决定。这看似被动的选择,让张幼仪的人生彻底迎来了新的转机。

张幼仪与徐志摩于1921年在欧洲拍摄的第一张合影,翌年二人便告离异。

张幼仪与徐志摩于1921年在欧洲拍摄的第一张合影,翌年二人便告离异。

精彩的下半场人生

张幼仪曾对侄孙女张邦梅说:我生在变动的时代,我有两副面孔,一副听从旧言论,一副聆听新言论。我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,一部分眺望着西方。我具备女性的内在特质,也有男性的气概。

现在回看,张幼仪的人生,确实可以22岁时的离婚案为分界线,作出新旧之分。离婚之前,她站在传统思想的那一边,不敢反抗;离婚之后,为了生存和尊严,她开始努力学习新世界里的一切。她再也不想回到过去那个被徐志摩嘲笑成“土包子”的人生中。

十八岁的张幼仪与长子徐积锴。

十八岁的张幼仪与长子徐积锴。

从旧女性成为新女性,一开始肯定是要经历痛苦的。签下离婚协议后,张幼仪在德国先是和一位外国女性合住,有了这位室友的帮助,她就可以在一所学院学习幼教课程,晚上再照顾孩子。这样劳累的日子她过了三年,学业有了进展,二儿子却在国外夭折了。悲痛之下,张幼仪决定回国,和国内的亲人们生活在一起。讽刺的是,儿子去世时徐志摩帮不上张幼仪,回国后的张幼仪却还得帮忙处理徐志摩和新妻子陆小曼结婚的事宜。因为二人离婚后,徐志摩父母拿自己任性的独生子没有办法,只能依赖办事稳妥的张幼仪,甚至要认她为干女儿,连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都要征求她的意见。

张幼仪与孙辈们,拍摄于上海海格路家中。

张幼仪与孙辈们,拍摄于上海海格路家中。

在新旧交替的时代,传播新观念是容易的,但具体的生活总要有人勤勤恳恳地负责。张幼仪就是亲朋眼中那个肯负责任的人。而张幼仪也逐渐发现,如果自己将这种天生的责任感用到商业上,也可能会迎来很多机会。回国后,除了处理家中杂务,照顾大儿子,张幼仪也开始寻找工作。很快,她就到上海东吴大学做了德语教师,同时还到她的八弟张嘉铸的“云裳”时装公司任总经理。“云裳”在他们的打理下慢慢有了名气,最厉害的时候几乎接待了所有当时的名人,包括徐志摩和陆小曼,名媛唐瑛等人,都会去“云裳”做衣服。慢慢地,徐志摩开始对张幼仪刮目相看,他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,大力称赞自己的前妻“有志气、有胆量”。

虽然张幼仪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夫妻,但是她对徐志摩本人,甚至对徐志摩的所有亲人,还是怀有一种责任感。1931年,徐志摩遭遇空难去世,张幼仪在徐志摩父母的请求下主持大局,处理徐志摩的身后事。虽然她并不喜欢陆小曼,但此后的日子里,她一直用自己的金钱资助陆小曼,一直到1944年才结束,因为她觉得陆小曼是自己儿子的继母,她是在替儿子践行责任。徐志摩的父母更是坚持生活在张幼仪附近,张幼仪最终将他们养老送终。直到1953年,她才在香港重新结婚,过上了属于她个人的小日子。

或许是因为有过在异国他乡“被抛弃”的记忆,张幼仪在后半生一直在仗义出手,帮助同时代的女性发展自己的事业。早在去东吴大学教书时,张幼仪就在一群女性的请求下,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,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她们管理银行的资产。在抗战中,她还用自己的信用帮助这家银行保住了一笔资金。她也时时为家中的女性操心。她的大儿子结婚之后,张幼仪开始出钱资助儿媳学习,鼓励她保持自强自立。就这样,张幼仪在打拼事业,助人为乐的后半生中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。

晚年的幸福与平静

1989年初的一个冬日,张幼仪在美国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。在侄孙女张邦梅的眼中,张幼仪在美国的晚年生活幸福而平静。她保持着健康的生活习惯: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,做四十五分钟体操,然后吃一份麦片粥配鸡蛋的早餐。她喜欢看报纸,和家人聚会,像年轻时一样热衷学习,报名了德语、插花等老年课程,还因此结交了新朋友。偶尔,她会打打麻将,允许下一点金额不大的赌注,增添生活的乐趣。

1986年圣诞节,张幼仪与张邦梅在张幼仪位于纽约的寓所中留影。

1986年圣诞节,张幼仪与张邦梅在张幼仪位于纽约的寓所中留影。

在张幼仪去世前的一晚,张邦梅替代亲友照顾了张幼仪一晚。她知道,在多年的陪伴和聆听中,她们已经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,甚至可以聊很多超越祖孙之间的话题,比如,张邦梅从小一直不理解张家人对徐志摩的“过度崇拜”,表现得最明显的人就是张邦梅的爷爷、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,他从小崇拜徐志摩到老,甚至不顾姐姐的感受,去参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。晚年,张嘉铸甚至对张邦梅说,为张幼仪做传记时要对徐志摩“善良一点”。想到张幼仪曾经因为徐志摩而遭受的痛苦,张邦梅就对这种崇拜之情感到气愤。

对于对待徐志摩的态度问题,张幼仪是温和且诚实的。她对徐志摩有感谢,也有抱怨。她对他所提倡的先进思想无比赞成,并真心地感到自己曾从中受益。因为她曾说过:“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,若不是离婚,我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,也没有办法成长。他使我得到解脱,变成另外一个人。”但当张邦梅问她,如何看待徐志摩写给去世的二儿子的那篇辞藻华丽的文章时,张幼仪还是坦白地说,从徐志摩的行为判断,他压根不担心她和孩子当年的生活。因为徐志摩从始至终没有照顾过孩子,也没有赡养过。“文人嘛,就是那个德行。”她略带幽默地评价说。

如今,张邦梅眼中的张幼仪,不再是家中那个可亲的老奶奶,也不完全是书中敢为人先的豪杰人物,更不是什么“诗人前妻”。她花费了多年的光阴,将一个更真实、更有主见的张幼仪写入了历史中:一个生于旧中国却没有裹小脚的女孩,一个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坚强女性,一个出色的企业家,一个极富责任感又爱学习的人。正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在《谈徐志摩》一文中对张幼仪的评价:她沉默地、坚强地度过她的岁月,对丈夫的责任,对夫家的责任,对儿子的责任——凡是尽了责任的人,都值得尊重。

(参考资料:《安之如仪:张幼仪回忆录》,中信出版集团,2023年6月出版)

记者:仇广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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